在8月20日播出的电视剧《重器》第22集中，剧情回到了闫继才案的调查，检察官在监狱中与地方法院进行了互动。然而，该剧在叙事上再次暴露出问题，核心案件的叙述模糊不清，剧情推进缺乏力度，反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中。这种重心的偏移导致了司法叙事的严重缺失，整体情节逻辑混乱。

闫继才案围绕出租车司机闫继才展开，他在深夜载了一名女性乘客，后者被残忍杀害并遭到侵犯。警方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，并最终对他提出公诉，判处死缓。尽管闫继才在狱中一直拒绝承认有罪，并持续申诉，但他所遭受的冤屈并未在剧中得到深入探讨。剧中的女主角及其师父则致力于为他翻案。

按照常理，阐明闫继才案的关键在于详细说明地方法院的判决内容及依据。这一信息对于理解案件本质至关重要，观众只有在了解了案件是冤假错案的前提下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剧情。然而在这部剧中，编剧赵冬苓未能做到这一点，混乱的叙事使观众只能看到女主和师父的努力，而无法触及地方检察院和法院的办案依据，导致叙事失衡，因为仅强调女主的优越与光环感，反而让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。

懂得叙事平衡的编剧会在于塑造女主作为积极的检察官形象的同时，也揭示地方机关的判案逻辑，维持叙事的公正性及合理性。然而赵冬苓却没有做到这点，其叙事显得极其缺乏逻辑性。

在已经播出的剧集中，女主角与师父决定不告而别前往调查地点，理应展示此行的目的与连贯的故事推进。可在赵冬苓的叙述中，似乎并未实现剧情的推动，反而转向了不必要的情感纠葛。她们在地方法院未能收集到有效的线索，只是强调了各部门间的协调不力。同时，编剧未能有效呈现出有针对性的判案依据，使得剧集不仅不显得充满司法正能量，反而给人一种偏见横生的感觉。

总的来看，女主与师父赴调查之行其实是无用的差旅，未能找到任何实质性证据。转而引入的情感线索毫无实际意义，甚至暴露了编剧对夫妻生活基本概念的模糊认知。对于“夫妻生活”这一主题，赵冬苓的描写显得格外牵强，这不仅未能为剧情服务，反而使得叙述失去了常识的支持。

此外，剧情发展到女主与检察院男同事展开一段情感关系，并将其师父的角色描绘成鼓励者，明显更倾向于与案件无关的情感戏份。在八九十年代的背景设定下，一个稳定工作的男性未婚到三十多岁的情况极其罕见，编剧的设计显得极不合理。尽管这种设定可能在今天显得不奇怪，但放在当时，几乎无人能举出例子。编剧如此安排无疑冲淡了本应严肃的司法主题，引入了一系列不必要的爱情元素。